小四曾经写过关于雍正十二个妃子的文章，今天接受的并不是这十二美，是要介绍嘉德2018春拍中雍正朝12件瓷器专场。

清雍正 红釉小杯 （一对）

尺寸 直径7.3cm

估价 RMB 100,000-200,000

红釉为著名的单色釉品种，永乐时正式烧制成功，于明代中后期一度失传。直至清代康熙一朝，景德镇御窑厂开始复烧此品种，雍正朝烧制工艺渐趋成熟，并在雍正皇帝的督导下达到顶峰。

此对小杯即为雍正时期仿永宣宝石红釉器，弧腹，圈足，造型规整，所施红釉釉质肥润，匀净莹亮。底落青花“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二行楷书方框款。此器形常见馆藏之作，多见双圈款，如南京博物院和上海文物商店藏品，红釉之烧制即使在清代也并不容易，道光时期龚洵在所编的《景德镇陶歌》中说：“官古窑成重霁（祭）红，最难全美费良工。霜天晴昼精心合，一样搏烧百不同。”可知要烧得纯正之红釉并非易事。

清雍正 斗彩莲托五珍宝卧足小杯

尺寸 直径7.4cm

估价 RMB 500,000-800,000

雍正皇帝除从小熟读汉人儒家经典以外，也喜读佛法，主张儒、佛、道三教并重，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统治思想。他自号破尘居士，常在宫中举办法会，亲自说法，造诣颇深。在《雍正十二美人图》中《对镜》一幅画面中，可见画面背景是一幅墨色酣畅淋漓道德行草七言诗挂轴，落款为“破尘居士题”。破尘居士是雍正皇帝为雍亲王时自取的雅号。在《活计档》中多次提及雍正时期命工匠作金累丝八宝、五供等，如曾在《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中展出的清雍正金累丝嵌宝石八吉祥供具。而在御窑瓷器的烧造中，亦可觅此类纹样的芳踪，有如本品。此件小杯纹样、造型均取自成化斗彩器，雍正皇帝颇具慕古之情，成化时期的斗彩佳作必为其所爱，于《清档》中多次留下了以大内所藏器物下发景德镇御器厂进行仿烧的记录，本品即为一例。此杯造型端正，浅腹卧足，胎体轻薄，质地细腻坚硬。内壁素白，外壁以青花勾勒，填饰红、黄、绿等各色，莲托五海螺、寿桃、假山、莲花、烛台五种供养，清丽悦目。瓷器上以五种供养物作为主题图案的，仅见于成化朝，此杯为雍正时期慕古而作，并不多见，且极具雍正一朝文雅精细的御瓷品味。

清雍正 柠檬黄釉小碗

尺寸 直径9.3cm

估价 RMB 350,000-450,000

黄釉器历来是封建时期皇家尊享之色，据封建礼仪制度，除宫廷用器，皆不可使用全黄之色。明代黄釉瓷器以成化、弘治时期“娇黄”最为知名，而有清一代，则以柠檬黄釉最为名贵。

雍正御窑中，单色釉瓷器以匀净、不事雕琢之美闻名，柠檬黄釉即始创于雍正年间。而早在康熙时期，内务府珐琅作就已使用从西洋引进的锑黄作为珐琅彩瓷器的彩料和色地，由于这种黄釉的颜色比传统浇黄釉更为浅淡幽雅，故又称为“淡黄釉”，清代文献称之为“西洋黄”、“洋黄”，是以氧化锑为主要呈色剂的低温色釉。雍正十三年唐英撰《陶成纪事》记载了“岁例供御”的五十七种彩、釉，其中的“西洋黄色器皿”所指便是柠檬黄釉。

本品造型精巧，为雍正一朝特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同品种，如珊瑚红釉、胭脂红釉等品种，均为此造型和尺寸。本品内施白釉，外施柠檬黄釉，细腻均匀，釉色清朗明快，温润雅致，十分可人。传世所见柠檬黄釉以雍正朝制品的质量最佳。即使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柠檬黄釉瓷数量也并不多，器型多为盘、碗、杯、碟等圆器。清宫《乾隆记事档》载：“乾隆三年元月二十五日，太监高玉交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洋黄三寸碟、洋黄里外收小三寸盘……传旨交与烧造瓷器处唐英，照样烧造送来。”此处所说的“洋黄瓷器”当指雍正朝的旧物，说明乾隆初年宫中所存柠檬黄釉已经不多，需要仿烧才解决短缺的问题，反证雍正时期的柠檬黄釉烧造数量十分有限，否则相隔短短数年皇帝无需专门传旨仿造。与本品尺寸相近、造型相仿的品种，可见上海博物馆所藏、上海文物商店藏品以及瑞士玫茵堂旧藏，后为松竹堂递藏的清雍正湖绿釉碗，均为尺寸9.2厘米，单圈楷书款品种，可为参考。与本品同为单圈三行楷书款的藏品，亦可参考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雍正胭脂紫地粉彩花蝶碗。

清雍正 仿哥釉六方贯耳瓶

尺寸 高46.6cm

估价 RMB 1,800,000-2,800,000

明代永乐朝已开始对哥窑器进行仿制，成化以后逐渐消失。入清以后，雍正皇帝胤禛对宋代五大名窑情有独钟，仿哥釉成为当时一个重要品种，在其在位的十三年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书于雍正十三年的《陶成纪事碑》中，排在第二的即是“一仿铁骨哥釉，有米色、粉青二种（耿宝昌先生按：即仿哥釉）”。从传世品看，米色仿哥为米黄色大开片内嵌套黑色小开片，粉青则为仅开细密的黑色片纹。本器属于后者。

本品呈六方形，撇口束颈，颈饰双贯耳，斜肩，直腹渐收，造型端庄。通体施仿哥釉，釉质肥润，布满不规则细密开片，再现哥窑之釉色恬淡素净，极为古雅。查阅典藏，未见相同器，仅查阅到与本品造型相近者，北京故宫博物院清宫旧藏清雍正仿官釉贯耳六方瓶和南京博物院清雍正仿汝青灰釉贯耳六方瓶。

清雍正 蓝釉堆白鱼藻纹盉式盖碗 （一对）

直径17.5cm

估价RMB 6,600,000-7,600,000

蓝地留白工艺起自元代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先在素胎上勾出花纹轮廓，然后于花纹以外的地子上遍施色料，留出素色花纹，再罩透明釉入窑高温烧成。此工艺工序繁杂，青料消耗大，纹饰填绘费工费时，故产量较少，且皆为等级较高的器物，十分珍贵。明代官窑亦有此品种，以宣德窑所制水平最高，且宣德御窑还流行使用比钴料青花更加浓艳的霁蓝釉，色若宝石，璀璨夺目。留白方式有堆白和露地两种，常用折枝花卉和鱼藻纹样，器形以盘、碗为主。如两岸故宫博物院藏明宣德蓝釉白釉鱼纹盘、碗以及景德镇出土的明宣德蓝釉白鱼藻纹碗。而后，康熙时期亦仿烧此品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康熙祭蓝地白鱼藻纹盘。

盖碗因盖、碗相合，亦称“合碗”或“盉碗”，盉碗又名“合碗”，造型别致，始见于宣德御窑，为雍正御窑继承明代宣窑的品种。宣德皇帝为有明一代少见擅长文艺之君主，其才情勃发，兴趣广博，每于万机之暇，寄情于各式文玩，以致彼时雕漆、范金、织绣、制墨等诸类宫廷工艺品成就斐然，皆称后世同类之典范。其御瓷一项，承前朝之辉煌，更为精进，其选料、制样、画器、题款无一不精，创新发明极多，器类与釉色之丰富，为此前所未经见，从而铸就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十年。宣窑创新之处多因宣德皇帝本身喜好而起，例如著名的蟋蟀罐、鸟食罐皆因其雅好斗蟋蟀和喂养禽鸟而专门烧造，故宣窑不少器皿仅为宣德一朝所独有，其中盉碗亦是其中显赫而有趣的一例。见有青花、蓝地白花、矾红、青花矾红品种、器呈撇口，直壁，折腹，下腹部以两道凸起的弦纹为饰，上附圆形盖，盖内与碗心有青花对铭款，字体有楷书、篆书两种。可参考台北故宫博物馆所藏明宣德青花描红云龙纹盉碗。

此对清雍正蓝釉堆白荷塘鱼藻纹盉碗，撇口折腰，腹部凸饰两道弦纹，盖面呈圆拱形，盖上附天鸡钮，便于持握，底有圈足。碗外壁及盖面以霁蓝釉为地，以沥粉堆白技法饰荷塘鱼藻纹样，鲭、鲌、鲤、鳜四鱼穿梭游动于水中，谐音“清白廉洁”，四周点缀浮萍、水藻、波纹及荷花荷叶。图案上还以阴线刻画细节，荷之筋脉、鱼之鳞鳍纹理清晰可见。画面构图规整有章法，霁蓝地莹润饱满，堆白图案精确鲜明，蓝白二色对比强烈，高雅悦目，颇具宣德御窑遗风，且图案纹饰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宣德款蓝地白花莲塘鱼藻纹碗相类，或即粉本之由来。

雍正帝醉心珍瓷，对宣德御窑颇加青睐，年希尧管镇御窑厂窑务时，“选料奉造，极其精雅……琢器多卵色，圆类莹素如银，皆兼青、彩，或描锥暗花玲珑诸巧样”仿古创新皆有所成。后继者唐英更是“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又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故雍正朝所仿宣德瓷，形神兼备，极受鉴赏家推重。此对清雍正蓝釉堆白荷塘鱼藻纹盖碗即为雍正官窑仿古佳品，成双成对，十分难得。特别是，本品流传有序，系上海文物商店旧藏，后于1995年秋拍嘉德释出，可谓再续“嘉”缘。

清雍正 珐琅彩万花锦纹碗

尺寸 直径10.2cm

估价 RMB 6,000,000-10,000,000

雍正珐琅彩万花锦纹碗，瓷胎洁白莹润如冰似玉，底有“雍正年制”四字楷书款。外壁满绘四时百花图案，在中心位置绘有大朵的牡丹、荷花，周围簇拥小朵的玉兰、绣球、兰蕙、石榴、芙蓉、菊花、桂花、菖蒲、石竹等四季花卉，花叶满密覆盖全器。这种图案旧称“百花锦”，又名“百花不露地”“万花堆”“万花锦”“锦上添花”等，寓意百花献瑞，盛世长春，因其华美喜庆，一直流行到民国时期。雍正珐琅彩万花锦纹碗，是清代御窑“百花锦”瓷器的早期范本，极为珍稀，是目前市场流通中所见的第三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同款识珐琅彩百花纹碗一件。

超越现实、四时花卉并放呈芳的图案样式，可以追溯到宋代。《老学庵笔记》载，靖康年初，京师汴梁的织锦和妇人首饰衣服上流行同时呈现一年四季的节令物品或花卉，如将桃、杏、荷、菊、梅并为一景，号称“靖康一年景”。这种集四季花卉于一时的场景，往往令人联想到四时长春的仙府阆苑，如《金刚经科仪》中“庄严净土分第十”即云“住相布施。凡圣皆差。无来无去。月照帘下。无根树子。常开四季花。”《封神演义》第七十二回广成子到访碧游宫时，即作歌云：“一径松竹篱扉，两叶烟霞窗户。三卷黄庭，四季花开处。新诗信手书，丹炉自己扶。”这种吉祥热闹的题材在宫廷和民间都长期流行，如明代洪武年间初定的大驾卤簿中，即有“红绣花扇十二把”，扇面用大红罗绣“四季花”，此仪制在清代也被保留。《金瓶梅》里写潘金莲的绣花鞋，是“大红四季花缎子白绫平底绣花鞋儿，绿提根儿，蓝口金儿。”明代的《程氏墨苑》中有一组“百华（花）香露”，可视作当时典型的四季花开、百花骈芳图案样式，花篮中牡丹、栀子、茉莉、菊花、水仙、梅花等同时盛放，芳华满眼。在配套的赞文中，有“仙人掌上日初霁，玉女池边风正凉。瑶台琼宇多琪树，何似人间有香露”之句，显然也是在描绘仙家景象。清宫贺寿的戏目《万花向荣御花献瑞》，剧情即花神奉玉帝旨，邀约散花玉女及福神来到瑞蓂阶畔，朱草庭前，议定“御园献瑞，庆贺圣母圣主万万岁”事宜。众多仙女即各持四时吉庆宝花水仙花、玉梅花、畹兰花、任春花、樱桃花、红杏花、白李花、海棠花、木兰花、瑞麦花和栋子花等，歌舞献花。

本件雍正珐琅彩万花锦纹碗上的繁花图案，勾勒精细，渲染柔和，色泽清丽明艳。体现了雍正时期珐琅彩在烧造技术和绘画艺术上的双重高峰。花朵虽极繁密，但每朵都一丝不苟，花瓣形状和俯仰向背的姿态变化巧妙，半透明的筋脉也一一勾勒，更显轻盈娇嫩。每种花卉都赋色精细，娇艳绚丽，甚至一片花瓣有四五种颜色过渡，色泽鲜明宝光莹润的彩料，也生动表现出花瓣的饱满质感。这样精妙的表现，有赖于康熙雍正两朝珐琅彩烧造技术的持续进步。康熙帝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帝王，他不仅精通汉学，还曾向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法国传教士张诚和白晋等人学习西方的天文物理算学，对西方舶来的种种新奇工艺品也颇为喜爱，其中欧洲的铜胎画珐琅得到康熙帝格外青睐，特令宫廷造办处仿制。康熙晚年，珐琅彩装饰工艺还被运用到紫砂器、玻璃器和瓷器上。这一时期的清宫珐琅彩技术还不完备，色料依赖西方进口，色彩也不够丰富，但为雍正朝珐琅彩瓷器的高度发达奠定了基础。而且康熙朝的珐琅彩装饰，受到西方洛可可风格的影响，经常采用繁茂的花卉图样。另外其模仿的原型——欧洲铜胎画珐琅，因色料必须覆满胎体，故皆满铺色地，所以康熙朝的珐琅装饰器物，多见色地繁花图案，其中四季花也是较为常见的题材，这为雍正朝珐琅彩百花锦瓷器的出现奏响了序章。

早在为皇子时，雍正帝胤禛就对瓷器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北京故宫的清宫旧藏瓷器中，有署“朗吟阁制”者数种。朗吟阁是圆明园“天然图画”里的一处书斋，被康熙帝赐予四皇子胤禛，这些瓷器即是雍正帝皇子时期于景德镇定烧而来，其中甚至有一套六枚雍亲王私用瓷印章。

雍正帝继位后，对瓷器的兴味更加浓厚。他经历了残酷的夺嫡之争，深知君王职责之重，以“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为座右铭，并刻“为君难”印以自警。他自言“朕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批览各处章奏，目不停视，手不停批，训谕诸臣，日不下数千言。”雍正六年病重之前，“昼则延接廷臣，引见官弁，傍晚观览本章，灯下批阅奏折，每至二鼓三鼓”。为了避免奢靡怠政，他还废止了康熙朝的巡游之制，十余年不出京师。在这样高度紧张的帝王生涯里，赏玩瓷器成了雍正帝为数不多消遣畅怀途径。

雍正帝认为宫廷造作应该杜绝粗滥俗物，严格遵照“内廷恭造式样”制作。他对宫廷瓷器尤其在意，其技术、样式、纹样、配色，乃至何人描画，都要一一过问。例如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诏令“闻得瓷器胎骨过三年以后烧造更好，将此原故亦传给年希尧知道。”雍正四年六月初四日，“太监杜寿交来斑竹花纹磁缸一件，塔心磁缸一件，旨着照此缸的尺寸，做些木样呈览过。”雍正九年四月十七日，雍正帝已然重病，内务府总管海望仍持白瓷碗二件，“奉旨将此碗多半面画绿竹，少半面着戴临撰字诗诵题写。地章或本色，或配合绿竹，淡红或何色酌量配合烧珐琅。”当时负责御窑瓷器烧造的年希尧和唐英，都是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故雍正朝御瓷“选料奉造，极其精雅”。其中珐琅彩瓷器更加特殊，先在景德镇御窑厂精造光素的细白瓷胎，然后送至宫中，由内廷高手起稿绘图，再烘烧完成。

在康熙朝珐琅彩的基础上，雍正珐琅彩瓷器取得了长足进步。首先是彩料，为了突破进口原料的限制，雍正六年二月怡亲王奉旨试烧珐琅料，五个月后烧制成功。据造办处珐琅作档案记载，七月初十日，怡亲王交付试烧成功的西洋珐琅料九样、旧有西洋珐琅料八样，新增珐琅料九样。新增色料主要是柔和淡雅的软白色、香色、淡松黄色、藕荷色、浅绿色等，为雍正朝珐琅彩的秀美新风提供了技术基础。且国产珐琅料烧造技术较为稳定高产，雍正七年十一月一次就炼得各色珐琅六十斤。其次是在图案装饰手法上，摆脱了西洋铜胎画珐琅的窠臼，发展出新的风格，一方面吸取了西洋画珐琅以油调色晕染细腻、注重阴阳向背立体关系的高超写实技巧，又融入了富有书卷气的中国传统绘画特征，秀雅清丽，超凡脱俗。

这种新风格的形成，有赖于雍正帝高超的艺术品位和文化修养，他自幼喜读书、琴棋书画皆有涉猎，在闲笔《悦心集》序言曾说“中或如皓月当空，或如凉风解暑，或如时花照眼，或如好鸟鸣林，或如泉响空山，或如钟清午夜，均足以消除结滞，浣涤烦嚣，令人心旷神怡，天机畅适”俨然一隐者雅士。他对宫廷造作，也屡屡要求“往秀气里收拾”，对装饰图案的粉本选择也极为挑剔。当时以画技供奉内廷者，有郎世宁、唐岱、钱维城、高奇佩、邹一桂、蒋廷锡等人。其中邹一桂和蒋廷锡皆以花鸟画擅名。邹一桂娶名家恽寿平之女恽兰溪为妻，深得恽氏家传，所作花卉“分枝布叶条畅自如，设色明净，清古冶艳”。蒋廷锡亦学恽派，擅长以逸笔写生“自然洽和，风神生动，意度堂堂。”故《饮流斋说瓷》赞美雍正御窑瓷器“花卉纯属恽派，没骨之妙，可以上拟徐熙。”此件雍正珐琅彩百花锦碗，先用细笔勾勒花卉轮廓，再层层渲染填色，其花叶姿态章法、设色深浅浓淡，正是恽寿平一脉做派。

在优越的技术和艺术条件下，雍正御窑珐琅彩花卉瓷器和铜胎珐琅器皆精美无比，虽繁花密蔓，敷色华艳，而风致端雅宜人。《匋雅》尤称雍正御瓷以花卉为最工，“巧夺造化，足以超前古越来今矣”，且脱去俗匠町畦“颇饶画卷气”。此件雍正珐琅彩万花锦纹碗上所绘花朵，绚烂如锦绣堆，而章法设色颇为得当，俯仰多姿五色争辉，繁而不乱，花叶间略露间隙，密中有疏不显窒闷。这种百花锦图案在雍正朝亦见于铜胎珐琅器。在著名的《雍正十二美人图》中，可以看到这种华丽娇艳的图案还被用在家具桌案上。

在宫廷御用的器物上，使用四时群芳并艳的“万花锦”，除了取其吉祥华美外，或许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花木在古人眼中并不仅仅是悦目之物，宋徽宗时期宫廷编纂的《宣和画谱》认为花木“粉饰大化，文明天下。亦所以观众目、协和气焉。”联系着儒家诗经六义、君子博雅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文化传统，以及律例四时、记天地万物荣枯语默之候的天人相感。将四季花木绘于图画，可以“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而在清代，康熙年间宫廷主持编撰了一本大型植物志丛书《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康熙帝书序里讲到，这部丛书收罗了当时人所知的各种草木植物奇花瑞草，卷首“冠以天时，尊岁令也”，收录大量果木花卉是因其可以厚生利民，展卷间造化之机要奥妙“洋溢于兹”，此书“刊布天下垂之久远”可使人民于园圃之中获益，士大夫和有文化的民众，可以凭此格物致知，培养高雅的爱好，“以跻仁寿而享泰平亦不为无所裨助也哉。”雍正珐琅彩万花锦纹碗上绘制的四时佳卉，于繁花锦簇之中，或许也寄托着雍正帝在“朝干夕惕为君难”的家国重任之下，“跻仁寿而享泰平”的深切愿望。

清雍正 金釉碗

尺寸 直径11.2cm

估价 RMB 7,000,000-9,000,000

金彩是指一种采用黄金色釉上彩作为装饰的制瓷手法。古代以金彩装饰瓷器，一般认为始于宋代，明洪武初，景德镇始有金彩瓷器的烧制，清代达于极盛。清代康熙朝不仅从欧洲引进了洋彩，而且对传统古彩进行革新。其制作工艺是在金粉中掺入适量的铅粉，调入胶水后涂抹在瓷器上，经低温烧烤，再用玛瑙棒在其表面粘膜，便可以得到表面光亮的金釉，直到这时，金彩工艺才真正属于陶瓷彩烧工艺的一部分。如上海博物馆藏清康熙金釉碗一对。除此以外，康熙时期还有金地蓝彩团寿字酒盅和盘，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

大面积使用金彩施釉难度极大。明暗之色取决于金粉薄厚，而过薄易产生“脱衣”。其次用金要一笔涂成，不加涂抹，水分适宜，温度适宜，方可成器，否则金呈色不准，失去黄金光泽。本品敞口，弧壁，圈足，造型规整。内外壁皆施金彩，给人以雍容华贵之感，传世品种流传极为少见。大威德基金会藏有一件雍正金釉碗，可为参考。本品传承有序，曾多次展览并出版，极为难得。

清雍正 珊瑚红地洋彩九秋同庆花卉纹碗 （一对）

直径13cm；直径13.2cm

估价 RMB 6,000,000-8,000,000

本品成对，侈口微外敞、深弧腹、矮圈足。器型端庄秀巧，器内平素无纹，内壁施白釉，温润细腻。外壁通体以珊瑚红为地，釉色匀净，上以各色彩绘牡丹、秋葵、菊花、兰花、虞美人、秋海棠、山茶、芍药、栀子花等九种秋天盛开的花卉，并以绿、墨色绘枝叶、叶脉，斑斓绚丽，寓意“九秋同庆”，至为吉祥。此对碗纹饰绘画技巧高超，构图巧妙，借以彩料之浓淡的变化来表现花叶的阴阳向背，其中蓝、黄等色花朵都采用了彩料与玻璃白调和使用的工艺，部分花卉的轮廓线用胭脂红勾勒，花瓣细部以白料点饰出斑驳光点，令花卉更富立体感；叶片以深浅绿色表现、转折所产生之光影明暗，布局疏密有致，极富西洋风情，更显风姿绰约。器底带“雍正御制”二行青花楷书双方框款。相同品种以“康熙御制”年款者为多，“雍正御制”款识者并不多见。

洋彩，过去常被统归于“粉彩”类，在陶瓷分类上应属珐琅彩釉类，它与画珐琅虽在釉彩与纹饰均异中有同，有其重叠性与共通性，分辨不易，因又常归入“瓷胎画珐琅”器类中。近年来台北故宫学者们依此类器皿的宫廷原盛装木匣所刻品名及清宫相关档案记载，对“洋彩”进行了重新审视与定义。首先洋彩器有拥有专门绘画风格与技法。雍正十三年（1735）唐英所撰之《陶务叙略碑记》，文中对洋彩定义为：“洋彩器皿，本朝新仿西洋法琅画法，人物、山水、花卉、翎毛无不精细入神。”乾隆八年（1743），唐英又在《陶冶图册》第十七编《圆琢洋彩》中有更详细的说明：“圆琢白器，五彩绘画，摹仿西洋，故曰洋采。须选素习绘事高手，将各种颜料研细调和，以白瓷片画染试烧，……所用颜料与法琅色同……”。依此可知，洋彩所用颜料与画珐琅相同，所独特之处在于其绘画装饰模仿自西洋。其次，因雍正六年陶督官唐英于景德镇御窑厂烧造洋彩之前，珐琅颜料珍藏宫中，磁胎画珐琅均在宫中烧造完成，台湾学者廖宝秀《从色地画珐琅与洋彩瓷器谈文物定名问题》提出：《活计档》将清廷造办处完成者与御窑厂完成者严格区分，前者称为“磁胎画珐琅”，后者称为“磁胎洋彩”。对于清宫旧藏洋彩，另一位关注“洋彩”的台湾学者余佩瑾发现：“乾隆皇帝降旨整理清宫旧藏和当朝画珐琅器时，很可能只针对当朝作品进行“洋彩”和“珐琅彩”的分类；相对于此，康雍两朝的作品则一律归并于“瓷胎画珐琅”之下。”因此雍正朝洋彩更多被混淆于瓷胎画珐琅之中。因此，除绘画装饰不同之外，洋彩器与瓷胎画珐琅器其纹饰之取题规范、制作的地点与款识均有所区别，应视为两类，不应混淆。

关于瓷胎洋彩器“摹仿西洋”装饰特征，学者廖宝秀《乾隆磁胎洋彩综述》总结：花卉纹样大量使用洋菊、洋莲等洋花装饰；图案中运用西洋明暗光点绘法、阴影透视法，尤以图案花纹的细部，多模仿西洋光影画法，使用珐琅白料点饰光点，令花纹或物体更富立体感；或在花叶上以渲染白料方式，表现枝叶的光影明暗，与西方绘画中描画静物表现的光影手法同出一辙。这种西洋绘法，即为唐英所称洋彩器“摹仿西洋”之要旨，也是它区别于大部分“瓷胎画珐琅器”的特征。洋彩器上看似很中国的山水绘画或开光花卉，却也包藏着无数西洋画意，亦为东西文化艺术交流之见证。

瓷胎珐琅彩器与洋彩器的盛行，清宫西洋风的流行，与皇帝的兴趣爱好有密切联系。从传世制品看，雍正此类洋彩对碗无论是装饰风格还是造型、纹样皆为承袭康熙器而来。由于康熙皇帝对西洋画珐琅器的喜爱，不仅引进画珐琅制作技术，也于康熙三十二年在宫中造办处创设“珐琅作”坊，专门制作各种胎地的珐琅器，经过不断试验终于康熙晚期烧制成功，雍正皇帝和怡亲王允祥踵继康熙皇帝的脚步，仍然持续督促西洋传教士画珐琅，并同样以突破技术、产烧更精美的珐琅器为目标。其烧造过程记录于《活计档》中，如雍正二年（1724）：“怡亲王交填白脱胎酒杯五件、内二件有暗龙、奉旨此杯烧法琅钦此。（于二月二十三日烧破二件总管太监启知）怡亲王奉王谕：其余三件尔等小心烧造，遵此。（于五月十八得白磁画法琅酒杯三件）怡亲王呈进。”经雍正与乾隆两朝继续研发，清宫珐琅工艺终臻巅峰。

此对碗底款署“雍正御制”，极富于内涵——“御制”显示此器物之造、烧过程，皆与皇帝本人意志密不可分。清宫造办处绘造之釉上彩瓷，底署釉上蓝料或胭脂红料“御制”年款，有别于署书于景德镇之釉下青花“御制”款。而康熙、雍正两朝珐琅彩瓷青花“御制”款之意义和重要性，历来备受阐释讨论，意味着器物是为皇帝或皇室直接使用而制，但彩绘烧制仍是在景德镇御窑厂完成。廖宝秀《典雅富丽—台北故宫藏瓷》中研究发现：瓷胎洋彩与瓷胎画珐琅器绝大多数陈设并收藏于干清宫和养心殿，其他宫殿除圆明园外极少陈设。整个珐琅彩瓷系列的产造及新珐琅料研制历程，以及其上“御制”款识的含义，都展现出康、雍、干三代皇帝汲汲营营开发本土烧造技术，以达“远胜西洋”之目标，也传达着他们对自身及清帝国形象的一种积极地、开放型塑造。

康熙朝以降，色地上绘花卉纹甚是流行，对比中所凸显出相得益彰之美深得帝王青睐。由于雍正时期的瓷胎洁白轻薄，在其上用珐琅料直接绘画更能突出彩料的玻璃质感和鲜艳色调，因而雍正珐琅彩瓷大多绘于素白器上，只有少数袭用康熙时期色地装饰，此件器物系恰是沿袭了康熙珐琅彩色地的装饰风格。此碗所施珊瑚红地格调显端庄，颇尊贵，为雍正时期御用瓷器之首选。珊瑚红地，始于康熙盛于雍正、乾隆，属低温铁红釉，因其呈色红中闪黄，与珊瑚颜色相似，故名。以吹釉法施彩，施釉薄而细匀，其色调沉着含蓄，光润艳美。清代康熙朝开始，除生产一色的珊瑚红盘、碗、瓶外，还用作地色，有珊瑚红五彩、珊瑚红地描金、珊瑚红地粉彩、珊瑚红地盖雪等品种。雍正皇帝本人尤为钟爱红地珐琅器，终雍正一朝，红地珐琅彩的制作持续不断，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十七件雍正早期“色地画珐琅”皆为红地。对比乾隆朝除磁胎洋彩红地锦上添花器外基本上极少磁胎红地画珐琅器这一情况，可见雍正皇帝不仅相当关心珐琅彩瓷，同时也相当重视红地珐琅彩瓷的技术，他一再告诫提醒宫廷造器必须“文雅秀气”，其美学要求可谓“少则美，多则俗”，不容些微差异。雍正四年（1726）他亲自对景德镇御窑厂产烧的两件“红磁白里暗花茶圆”指示：“此茶圆两件内，淡红色的更好，烧造时着他仿淡红色的烧造。茶圆其底不必烧红色，仍要白底落款，不独此茶圆，他先带去的样内，好款式的盘碟俱烧造些，胎骨俱要精细。”其对红地珐琅料亦多要求，雍正四年他降旨将“法琅花抹红地”酒圆视为头等文物，雍正六年九月《活计档》载：“奉怡亲王谕，今配烧珐琅用的红料，将玻璃厂佰唐阿着吴书挑选二名学配红料。”这充分彰显雍正帝个人鉴赏品味之高，也证明雍正帝对珐琅红料的重视，非同一般。雍正九年后，经过提炼、研制，红料品质大大提升改善，此时红地器皿不再有早期“釉色带紫浮泛，釉面厚薄深浅不一，或口足釉色出线不匀”的现象，所呈现的红料沉稳内敛，清丽不俗，正惬雍正皇帝之意。

通观九秋花卉纹碗壁上，九种花卉掩映于庭院，次第芳菲，婉转绽放，其笔触间对植物生长姿态的细腻观察与生动描摹，是洋彩器“摹仿西洋”画风的典型特征。明清时期九秋纹流行于瓷器纹饰中，并渐趋“富贵吉庆”化。古人以农历七、八、九三个月为秋季，计九十天，故秋季有“九秋”之别称。三国曹植《七启》：“九秋之夕，为欢未央。”晋代张协《七命》云：“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鸣飚。”在民间“九秋”也渐为盛开于秋季的各色花卉之代称，如唐代陆畅《催妆五首》之一：“闻到禁中时节异，九秋香满镜薹前”。明代以后吉祥图案中，多选取九种秋季应时花卉，以寓意九秋同庆，共贺丰收。此纹样运用于瓷器之上，似始于明代成化青花器上，与“三果”“三友”等一并为其常见装饰图案。至清代，“九秋同庆”碗在康雍干嘉四朝成为品级极高的门类，器形、纹样开始规范化。早期九秋碗多为敦式碗，后期多撇口碗，多以色地配以“九秋同庆”纹样，形成一种固定搭配。尤其是花中虞美人，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画珐琅与洋彩器中最受青睐的“洋花”纹样，这与当时景德镇御窑厂督窑官唐英的个人偏爱不无关系。

磁胎洋彩与画珐琅器皆为清宫最珍贵也是最受清帝重视的品类，在当时由于釉料、技术等原因，烧制量稀少，与其他品类瓷器不同，宫廷基本上不作为赏赐品，绝大部分珍藏于干清宫，除少数陈设圆明园，流传于外者少之又少，足可视为盛世辉煌的庞大国力下极尽人力、物力才能实现的顶级宫廷艺术形式。翻阅清宫档案，可以看到雍正皇帝亲自参与珐琅彩瓷的设计和制作过程，同时命其弟怡亲王统管造办处，他对使用的原料、绘画图案乃至瓷器的样式、高矮尺寸都要一一过问，常令承作活计的造办处“往秀气里收拾”、“往薄里磨做”、“往细处收拾”，要求不可谓不严格，在其指导影响下，宫廷造办处、景德镇御窑厂“日常活计”都有明显的提高，得雍正一朝艺术创作成就有别于康乾两朝，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不仅如此，其宫廷御用瓷制作之精美，使后世有“明看成化、清观雍正”之赞誉。雍正皇帝以独到之美学眼光，毕生追求精致典雅、宫廷气质，而延续自康熙朝日渐成熟的珐琅工艺，亦于雍正朝臻于完美，其煌煌全盛之境界，兼容并蓄之精神，在此件珊瑚红地洋彩九秋同庆碗上可谓体现淋漓尽致，也最能彰显三代帝王所追求之“文治功业”“大国气象”。

清雍正 茶叶末釉杏圆贯耳尊

尺寸 高50cm

估价 RMB 3,600,000-4,600,000

瓶呈长方形，瓶口四角带倭口，长颈、溜肩、鼓腹，颈部置双贯耳。通体及足内均施茶叶末釉，釉面平整光润。通体光素，腹部装饰桃形外凸开光，造型摹古雅致。

茶叶末釉原名厂官釉，系雍正朝督陶官唐英借鉴古代北方窑场产品烧制出的重要色釉之一，因其“黄杂绿色，娇娆而不俗，艳于花，美如玉，范为瓶，最养目”，当时便视若“秘釉”，御窑厂专烧仅供皇室使用，《陶雅》（晚清寂园叟撰）卷下二十三：“茶叶末一种，本和黄、黑、绿三色而成，以雍正仿成化者为贵，然者成化之有茶叶末者明矣，仿明者略偏于黑，雍正官窑则仿于黄矣”。《南窑笔记》载“厂官窑，其色有鳝鱼黄、油绿、紫金诸色，出直隶厂窑所烧，故名厂官，多缸、钵之类，釉泽苍古……”。陈浏《陶雅》评价有“豆青、东青、茶叶末、蟹甲青数者又各有古雅之气韵，而不能以相掩”。

明代景德镇窑茶叶末釉也有烧制，但传世产品极少。茶叶末釉制品的盛烧年代为清雍正、乾隆两朝。雍正制品，釉色多偏黄，俗称“鳝鱼黄”；乾隆制品，釉色多偏绿，俗称“蟹壳青”。此后一直到清末，茶叶末釉做为一个传统品种一直在烧造，但其质量却每况愈下，与雍正、乾隆作品不可同日而语。

清雍正 黄釉仰钟杯 （一对）

尺寸 直径9.5cm；直径9.7cm

估价 RMB 1,000,000-1,500,000

仰钟杯因形若仰钟而得名，于朴实厚重之中隐隐透出灵秀清逸之气，为御窑品种造型之一，身份高贵，应作宫廷茶器之用。明晚期嘉靖时期，可见仰钟杯式样，曾于香港艺术品市场中释出，有黄釉和蓝釉品种。本品造型略有调整，口沿微撇，深腹直壁，圈足，造型规整，胎体轻薄。外壁通体施黄釉，釉色娇嫩，成对传世。

黄釉瓷器始烧于明代，弘治朝达到了烧造的高峰时期，色泽淡雅娇嫩，当时有“娇黄”的美誉，根据明清时期的典章，清代宫廷对黄釉瓷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地位低者不得僭越。清代《国朝宫史》中记载，器物里外皆黄釉者，属皇太后，皇后专用，皇贵妃则用白里黄釉器，贵妃用黄地绿龙器，嫔妃用蓝地绿龙器。

据《清宫造办处活计清档》载，雍正十年（1732）七月初七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本日宫殿监副侍李英交出白地红龙茶圆一件。传旨：此茶圆款式、花样俱好，着烧造磁器处照样烧造些送来，再将翡翠色、黄色茶圆俱烧造些。钦此”。由此可知此杯应为宫廷御用茶器，器形、尺寸有可能在吸取晚明时期仰钟杯造型之外，又结合康熙时期釉里红团龙纹茶圆而制。

清雍正 白釉菊瓣碗

尺寸 直径18cm

估价 RMB 350,000-550,000

菊瓣造型的器物是清代雍正御窑名贵品种，为雍正皇帝亲自授意景德镇御窑厂而烧。雍正皇帝醉心于单色釉瓷器，源于对宋瓷雅韵纯美的情有独钟，有如本品，以秋菊之形，无疑为素喜清雅的雍正皇帝所喜，据《清档•雍正记事杂录》记载，雍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内务府总管年希尧家人郑天赐送来各色菊花式盘十二色，内每色一件。司库常保、首领太监萨木哈呈览。奉旨：着交与烧造磁器处，照此样每式烧造四十件，钦此。”可见雍正皇帝对菊瓣造型的喜爱之情。

本品花口，弧壁，圈足。碗壁拟取秋菊之形，塑成菊花花瓣，呈盛开的菊花瓣状，线条优雅亦不失华丽之感。内外满施白釉，釉色均匀，莹润可人，如雪似玉。碗底心以青花楷书雍正六字官窑款。整器形制周正，加之精巧而优美的器型，结合静雅纤丽的艺术风格，再配上极为高超的制胎水准，使这只菊瓣碗盘尽显恬静清雅的艺术魅力。

清雍正 粉青釉暗刻灵芝纹小盘 （一对）

尺寸 直径11.6cm

RMB 350,000-450,000

由此各类祥瑞之物也巧妙地运用于各类宫廷官窑瓷器之中，诚如本品。小盘成对，造型小巧，制作精细。通体施青釉，质地厚润清幽，色泽淡雅柔和，犹如玉质一般。正合古人“类玉”之美称，观之有如青山远黛之美感，外壁浅刻灵芝翠竹图，其竹影挺秀，潇洒疏朗，横欹有致，深具宋人小景画之意趣。其下方饰以缠枝灵芝图案，寓意吉祥长寿。刻工娴熟，刀法流畅，气脉连贯。其色碧翠怡人，素朴自然，所彰显的是雍正御窑一色纯净的另一番唯美境界，诚如《陶雅》赞誉：“今之雍正豆青，仿龙泉之最美丽者也。”与本品相近者，可参考竹月堂主人藏品。雍正时期以暗刻技法用于青釉瓷器中并不多见，还可见天民楼藏清雍正青釉暗花寿字纹盘这一品种。

ogp官网

ogp投影仪

三次元影像仪